3rdcolour在流放地

 

 

在包子的提醒下看到了南方周末上的这个,记住了小城布特和李宏宇的名字... 

 

 

文德斯在美国西部荒漠的《请勿打扰》拍摄现场

 

 

 

    文德斯：我不是美国人 

    文:李宏宇

 

 

　　一年前的洛迦诺电影节，施隆多夫对本报记者说：“我曾相信，我能拍美国式的电影。”

 

　　一年后的洛迦诺电影节，德国“新电影运动四杰”的另一位成员文德斯对同一个记者说：“我曾相信，我能拍美国式的电影。”

 

　　“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失误。”文德斯补充说。

 

　　文德斯：我不是美国人

 

 

 

　　

 

 

 

 

　　维姆·文德斯在洛迦诺电影节举办记者会，与会者为了决定记者会的“官方语言”争成一团。电影节大部分场合使用意大利语，但瑞士国内媒体记者有很多来自法语区和德语区，更多媒体记者当然倾向于英语。主持人用英语向闹哄哄的人群征询：“表决吧，到底讲什么语？”喊“英语！”的最响亮，当然也搀杂着不弱的“法语！”“德语！”最后还是文德斯用德语拍了板：“好了！这是部德国电影。”

 

 

　　今年60岁的文德斯生长于德国，在美国居住近10年。说哪国话，拍哪国片，算哪国人，这种喧嚣在文德斯生命中并不罕见。

 

　　像20年前文德斯在美国拍摄的《德州，巴黎》，从观感上并不容易判断参加洛迦诺电影节的《请勿打扰》是哪一国的电影。它一开场就是美国西部的荒漠，一出西部片的拍摄现场。很多场景是在美国蒙大拿州的小城布特拍摄，电影海报仿佛出自文德斯的《地球表面的图画》摄影展(今年初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展出)，全景画式的荒凉街道。

 

　　男主角霍华德·史本斯是60岁的西部片老明星，某天在片场突然骑着马就消失，去探他30年未见一面的老妈。老妈告诉儿子：“多年以前，有个女孩打电话给我，说她怀了你的孩子……”霍华德大半生放浪风流，拍外景时作休息室的拖车上总挂着告示：“如果车厢在摇，请勿打扰”，他记不得什么时候在谁那儿留了种。眼下老来孤独，他一门心思想寻找自己的骨血，谁料这一程寻子，硬是找到了不只一个骨肉。

 

　　早已进入电影大师行列的文德斯，对各种热闹场面自不陌生，奈何近来各种荣誉偏纷纷找上门来。7月20日，德国文化部宣布将今年蓝十字勋章授予文德斯，以表彰其对德国电影的卓越贡献，这是这个有163年历史的德国人文领域最高荣誉首次授予电影导演。紧接着，洛迦诺电影节宣布授予文德斯以表彰其终身成就的“特别荣誉奖”。面对各种媒体的采访要求，电影节一结束，文德斯就挂出了“请勿打扰”的牌子———所有发给他的电子邮件都会收到自动回复：“在9月之前，我再不会打开电脑了！”

 

　　

 

　　向小津致敬

 

　　记者：《请勿打扰》是你和《德州，巴黎》编剧萨姆·谢泼德的再一次合作，两部电影之间已经有20年了。

 

　　文德斯：我身边有个年轻男子突然知道自己成了父亲。在这部电影里是一个老男人突然成为了父亲，事先毫不知情。我在这部电影里探寻父母和儿女之间的关系，也是借此向我最喜欢的导演小津安二郎致敬———他一生50部电影一直都在探讨同一个主题：家庭，父母和儿女之间的关系。这种挑战是很大的。我给萨姆打电话说：“我们应该再次合作。”我知道萨姆能讲好这样一个故事。他以前的戏剧、电影作品多次涉及这样的题材，我知道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记者：这一次他还自己主演。据说拍《德州，巴黎》的时候您就想让他主演。

 

　　文德斯：当年我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太早地请求他出演男主角。他马上说不。我觉得他也许有些害怕，认为不能同时做编剧和演员。当时我甚至跪下求他，但他不愿意。

 

　　这次我聪明多了。萨姆写完第一稿剧本头10页的时候，我问他，你不觉得杰克·尼科尔森很适合这个角色吗？他特别失望地瞅着我说，“他根本就不会骑马。”我问他谁的马骑得好？他说，“我自己就能演这个角色。”我觉得这个角色有些滑稽的成分，再次问他是否确信能演。他说：“我怎么知道？我又没有做过。不过别人也没有做过。”

 

　　杰西卡·兰格的出演有点复杂，不是因为她不适合角色——她是美国最优秀的女演员之一——而是因为她和萨姆是一家子，1983年之后他们就从没合作过。他们约定一个人出去工作的时候，另外一个就必须在家。我从来就没想过他们两个一起为这个电影合作。

 

　　记者：戏里你的主角是在拍片现场不辞而别，是不是你有过类似经历？

 

　　文德斯：在实际拍片中，我倒从没遇过。只有一次，拍《柏林苍穹下》时，彼得·沃尔夫常从片场消失。10分钟休息时间，他总是说去散一会儿步，却从不会记路，我们必须惊动警察，花几个小时满城去找。最后我们安排了一个人专门远远跟着他，就像赏金杀手瞄着猎物一样。

 

　　记者：这次怎么没再让U2乐队给你配乐？

   

    文德斯：制片人刚刚授权我说一件事，这之前还从未公布。

　　刚拍完这部电影，我让波诺(U2乐队主唱)看了，他非常喜欢，答应给我写首主题曲。然后，你知道，他是大忙人，开始世界巡演，还要投入到各种政治活动里，我想他可能写不了。然而上个星期，我们收到了那首歌。这首歌没来得及做进送来洛迦诺的拷贝，但在影片正式发行时，片尾会有这首主题曲。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值得你再看一遍这部影片。

 

　　我也非常高兴在这部电影里与T－BONE　BURNETTE合作，他是当代最伟大的作曲者之一，他的上一张专辑是12年前出的，名叫《我帽子下的罪恶》，是史上最好的摇滚乐唱片之一。但他很害羞拘谨，渐渐放下了自己的音乐而去监制别人的唱片。《请勿打扰》是逼着他回到自己的音乐创作，我认为他干得非常棒，我觉得他仍然是最独特的摇滚歌手。他会在明年初出版他的新专辑。

 

　　

 

　　美国人不重视自己的历史

 

　　记者：这次你终于拍了小城布特。你和这个城市似乎有种恒久的感情，20多年里去了好几回，又拍了很多照片。为什么那么迷恋那里？

 

　　文德斯：25年前我发现了它，从那时起我就一直想在那里拍电影。我不断地回去，拍照片，感觉像是我在某种意义上拥有了它。没人知道这座小城，甚至每次去我都会怀着些许嫉妒地打听，是否有人到这里来拍了电影。那儿的人们说，没有没有，没谁愿意到这儿来。我就感到特别踏实了。

 

　　我特别特别喜欢这座小城，以前是觉得它有着无比迷人的往事，现在觉得它是个非常自由的城镇。蒙大拿是美国很右翼很保守的一个州，但布特却有社会主义的历史，美国妇女联合会就在布特成立，这里有罢工和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所以直到今天它都还是个很自由的城市。

 

　　记者：电影拍完了，遂了心愿，然后这种感情有什么变化么？

 

　　文德斯：我觉得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离它更近，我几乎觉得对它有种责任感，真是觉得要对它负责。比如说我们设法让一家咖啡馆重新开张，就是电影里的那家“M＆M”。这些年我在那儿吃过至少20顿早饭，而当我们在电影开拍前几个月到布特去时，却发现它关门了——100年来它第一次停业。里面的陈设一切如旧，丝毫未变，但它被转手卖掉，新的主人关了它。我觉得这很不光彩，我们设法劝说现在的店主，让我们把它收拾干净，添置了一些新的卡座。店主喜欢得很，决定重新营业，眼下它的生意相当好。我们功不可没。我很希望布特能够重新恢复生机。我希望有一天美国人也能开始认识它的独特，因为美国人对自己的历史并不那么注重。

 

　　记者：你觉得美国人不重视自己的历史？

 

　　文德斯：在美国式生活里，人们习惯了只做有钱赚的事情。而除了建造主题公园让人们掏钱买票之外，历史好像并不能赚钱。他们忘掉了自己某些最珍贵的财富，比如布鲁斯音乐，要不是一群电影人趁一些乐手还活着的时候用影像记录他们，这音乐早被忘掉了。美国人对自己的过去、遗产不太懂得处理。

 

　　记者：你觉得能让美国人懂得你的用心吗？

 

　　文德斯：我想美国人会懂，但美国的影评人，我很怀疑，真的。当我们拍完《德州，巴黎》，他们说，“我们不需要欧洲人来表现我们怎样生活，我们更了解自己。”他们始终是这种调调。美国人不喜欢被观察、被描绘，他们喜欢自己来，而不愿意由别人把一面镜子放在他们面前。

 

　　记者：从《德州，巴黎》到《请勿打扰》，20年之间你感受到美国有什么变化么？

 

　　文德斯：这20年来发生了太多，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国家。不仅是政治上的，还包括文化上的。很久以前，一个很聪明的人就说过，“我已经看到了这个国家的未来———Sin　Park(罪恶公园)。”我也看到，这个国家已经整体变成了迪斯尼乐园，一个感官享受公园。你举起相机随便拍摄一个风景，就会想到这是一个“万宝路”的国度。美国这20年来变得更小家子气，更“地方主义”。西部和我当年拍《德州，巴黎》的时候已经变得不同，许多东西失去了，“西部片演员”这个职业也快消失了。整个电影工业也变得不同了。

 

　　《德州，巴黎》的拍摄是一个冒险，可以说是“非法”拍摄，也可以说帮助美国独立电影找到了一个模式。现在许多人都这么做过了，但我们是头一个。这次我们在美国拍摄没有任何问题。很久以前——25年前，我曾很短暂地相信，我能拍摄美国式的电影。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失误。从那之后，我知道，从内心，从精神灵魂上，我是一个德国人，职业是“欧洲电影导演”，能在美国很好地工作而已。不会有美国人拍摄《请勿打扰》这样的电影。我真的不是一个美国人。

 

　　记者：你说过自己从小梦想成为美国人，从电影上看得出，你仍然喜爱西部的某种感觉。

 

　　文德斯：美国西部似乎是属于世界的，不管是一个日本孩子还是一个德国孩子，都能立刻认出来那个“西部”。当我第一次看西部片，读德国人卡尔·麦所有的书——他写了6本关于美国西部的书，尽管他从来就没出过德国，我小时候并不知道——我也觉得美国西部是属于我的。因为发现和开发美国西部的是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美国人”并不存在，只不过是“到达亚美利加的人”。

 

　　

 

　　电影是最自由的媒介

 

　　记者：这部电影曾定名《空虚之地》，呼应你那部关于“后9·11美国”的电影《富足之地》。

 

　　文德斯：那不会是个好片名，太“标题”化了。我曾犯过一次这样的错误，那部电影叫《暴力启示录》，这样的片名让很多人不看电影也知道它是讲什么的，所以也就不用看了。

 

　　记者：空虚是你要在片中表达的一种色彩？

 

　　文德斯：空虚是霍华德生活的空虚，也是有历史渊源的空虚。如果你把两部片子连起来看，你会意识到这个大国里的某种空白。从政治和文化上说，这个国家因为内部的虚无，几乎要向内崩塌。

 

　　记者：欧洲不能给你这样的灵感么？

 

　　文德斯：不会。欧洲有完全不同的传统文化，在欧洲有国界、邻邦、不同的语言和明确的文化。每个人有自己的口音和地域色彩，所以就有文化的对话、交换，这在美国是没有的。

 

　　记者：你怎么评价好莱坞从你的《柏林苍穹下》翻拍的《天使之城》？

 

　　文德斯：还不算差，它完全有可能更差。我觉得演员不错。令人惊异的是他们把我那部没有什么情节可言的影片变成除了情节什么都没有。《天使之城》的情节毫无顾忌地推动影片，我的影片里几乎什么都没发生而《天使之城》里发生了好多事。这也是我卖给他们翻拍权的缘故———他们给我钱的时候我琢磨，他们疯了么？为一个我从来没写过的故事付给我钱？于是我说，成交！

 

　　记者：说美国人做事总想着赚钱，您自己拍电影就从不考虑赢利的问题么？

 

　　文德斯：这是个不错的想法，我以后可能会考虑吧。

 

　　我从来不为想赚钱而拍电影。我拍电影是因为我要讲故事，因为我喜欢风景、角色，因为我想找出某些本质的、重要的东西，通过这些地方讲出来。很多人希望自己的片子卖得更好，但我不是电影工业中的导演，如果说我得去打一份夜工，才能在白天干我现在所干的事情，我会去打夜工。

 

　　记者：您曾经为一个牌子的瑞士香烟拍过广告，戈达尔、大卫·林奇和科恩兄弟也在系列导演当中，这算是“打工”的一种么？

 

　　文德斯：那是我惟一接到的广告片约。他们说，我们不管你想拍什么，我们有个主题，还有大卫·林奇、戈达尔……他们能否拍一个1分钟的短片？有没有香烟都不重要，只要拍得有意思。

 

　　我觉得很有趣，它不是要你拍一个什么人在抽烟的片子。你不可能接到这种广告，告诉你，“这儿是预算，拿去，想怎么拍就怎么拍，完了放给我们看。”这种绝妙的工作，我一辈子只接到过这一次。

 

　　记者：20年前您拍过一部纪录片，探讨电影的未来，本世纪初，拍电影好像变成十分困难和危险的一件事。有时候年轻导演迫于商业压力不得不做“自我审查”，您对此有什么看法么？

 

　　文德斯：我想电影是当下世界最自由的媒介，它比报纸自由，当然比电视更是自由。我看到电影人冒极大的危险去他们要拍摄的地方，记录事情的真相。我不认为电影应当被禁止揭示真实，大片厂可以审查，但独立电影导演决不应当自我审查。想一想谁是最先站起来反对伊拉克战争的人？是演员和音乐家，几个月后，才是一些知识分子。我想这意味很多。

 

　 

 

    听文德斯讲八卦

 

 　□李宏宇

 

 

　　要跟文德斯一起吃顿饭，比跟他约正式的采访要容易，直到8月的洛迦诺，我才完成了对他的首次采访。

 

　　今年2月的柏林电影节，女友约了文德斯夫妇一起吃午饭。饭局正好与蔡明亮的采访有些交叠，我完成采访后匆匆赶到咖啡馆，正是午饭钟点，店堂里人满满的。有人认出了文德斯，想打个招呼，但可能被导演的名头笼罩，似乎不太好意思，于是这些致意都“转交”给了文德斯夫人多娜塔。我们开她的玩笑：“看来你比他更有亲和力呀。”文德斯一乐：“对啊，她比我更有名呢。”

 

　　文德斯话不算多，虽并无半点冷淡，但那德国式不苟言笑的表情也没有主动客套的意思。他接过我翻译的《与安东尼奥尼一起的时光》中文版，赞赏了几句书籍的装帧设计，听得出，这种称赞也是节制的，没有通常西方人的夸张兴奋。头一回面对这位较我的父亲尚长一岁的欧洲大导演，多少让我有些拘谨，好在有电影可谈。

 

　　早在8年前，一个朋友向我力荐文德斯的《直到世界尽头》。之后，我便看尽能够找到的所有文德斯作品。

 

　　1991年的《直到世界尽头》(原始版本有8个小时长)，半科幻的未来故事里，克莱尔满世界追踪马里奥，甚至到了北京。文德斯从未到过中国，我一直想知道那是怎么拍的。“因为在中国拍摄得走很多麻烦的手续，耗不起，我只派了女演员和一个摄影师去，用摄像机拍了些镜头。陈凯歌帮了我不少忙，你见到他，替我问个好。”

 

　　接着他不动声色抖出个八卦：“看到里边那个开卡车的中国男人了吗？是王家卫。”我瞪大了眼睛使劲回忆，实在不能相信。事实上这成了个大谜团，我后来反复察看那一段戏，粗糙画面上，看不出半点王家卫的痕迹来。

 

　　文德斯一直对中国感兴趣，却从没来过。其实去年，他本该来的。

 

　　女友是独立艺术策展人，某天问我想看什么与德国相关的艺术展。我对西方当代艺术见识短浅，只记起曾在网上看到文德斯的摄影作品，好看，便随口说出来。文德斯意外地积极，不但邮件回得迅速，还去跟代理自己作品的英国画廊还价，争取尽量低的借展费用。

 

　　半年之后，这件随口一说的事情居然做成了。我们都没有想到这位数度在戛纳、柏林、威尼斯捧回奖杯的导演会这样热心，我没想到的另一件事情是，那些照片的尺寸那么大。文德斯的中国之行理所当然，谁知他做阑尾手术术后伤口感染不愈，医生迟迟不肯放他出远门，终于旅行告吹。眼下他只好在饭桌上打听，中国什么地方最值得去。

 

　　我告诉文德斯：我现在最喜欢的文德斯电影，就是他1973年拍的《爱丽丝漫游城市》。“27岁，那时候我还多年轻啊！”文德斯眼睛里闪过一丝微光。他30多年前在德国用50万马克拍了《爱丽丝漫游城市》，去年花了1100万美元在美国拍了《请勿打扰》，制作费差别虽然巨大，但却没有质的区别，两部影片在当时都算成本相当低的独立制作。即便有今天的盛名，文德斯并未获得滚滚而来的投资，这1100万包括预售美国、法国和意大利发行权的收入，再加德国、法国电影基金和法国Arte电视台的资助，得来不易。但他乐意接受这样的模式，因为惟此方能保住“独立”。

 

　　饭后，出门作别，多娜塔从路边推了自行车，两人便走回家去。

 

　　我或许不该太敏感，但还是不由想起在北京，见到一位名导演从白手套司机拉开的凯迪拉克车门里踏出来，走进星巴克去买一杯咖啡的事情。